女孩对德军说：叔叔可以把我埋浅点吗？我怕妈妈找不到，结果如何

大荆

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过一篇课文，叫做《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名记者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虽然如今的奥斯维辛已经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报道，可是他却有一种一定要写点儿什么的使命感，以慰藉在这里死去的400万亡魂。

当时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感到内心一阵疼痛。今天的人们，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遇难者生前的个人用品收集起来，放在各个展厅里。

透过这些锈迹斑斑的物品，可以想象当年成千上万无辜的犹太人被关押在这里，每天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盟军能够早日解救他们于苦海，但更多的人却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正如《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的作者所说，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到这里，都会感到如坐针毡。

看到那些冰冷的铁丝网和栏杆，还有废弃的猪笼和牢房，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就连咳嗽两下都会担心打扰了这里的肃穆，破坏了原本该有的凝重。

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犹太人被纳粹赶进了毒气室。

纳粹士兵会对犹太孩子说带他们去“洗澡”，然后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送进毒气室，看着他们被毒死。而毒气室外的孩子们的父母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

一、

集中营陈列室的墙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昏暗的黑白背景下，一个穿着血红衣服的小女孩，茫然地站在镜头中间，她的身后是一群被纳粹士兵押解着，正要走向刑场的犹太人。

小女孩的年龄很小，应该还处在不谙世事的年龄。在邪恶的纳粹面前，她瞪着她那双纯净得像天空一样的双眼，就像错入凡间的天使一般。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纳粹在不远处挖了一个很大的深坑，她和她身后那些犹太人最终的归宿，就在这些深坑里。

在这张以黑白为基调的照片中，小女孩和她身上的红衣服，是照片中唯一的亮色。这张照片也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选中，并在他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中展现给了观众们。

相信每一个看了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被电影对战争还原的如此真实而震撼，也会对那些在集中营中被迫害的人们同情流涕。

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小女孩没有名字，也没有台词。她和身后的犹太人快速地穿过成堆的尸体，背景音乐中响起了童声合唱《热情在火炉中燃烧》。

《辛德勒名单》没有具体拍摄这位小女孩被杀害的详细过程。当她再次在镜头中出现的时候，小女孩已经成了躺在运尸车上的一具尸体，正被推去焚烧。运尸车上那一抹红色还在，但一个小天使已经离开了人间。

《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纪实性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

《辛德勒的名单》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是一位犹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也曾亲身体验过犹太人遭受的痛苦，他的家族中有17位成员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之中。

所以这部电影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事，包括那位被纳粹杀害的穿红衣的小女孩，也是有真实原型的。

电影中的这位小女孩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她带给人们的震撼，却一点也不输给影片中的任何一位主角。

凤凰网在评论这个小女孩在电影中的作用时说：“斯皮尔伯格动用了一个小小的具有象征含义的效果陪衬，就是那个穿红衣的小女孩，辛德勒每一次对她的注视，都更坚定了信念。她象征着无辜而脆弱的生命，也象征着战胜邪恶的勇气与力量，也是影片中唯一的色彩。”

二、

这位穿红衣的小女孩并非虚构出来的人物，她的原型叫做罗玛·利高卡，是一名来自波兰的犹太女孩。幸运的是，罗玛·利高卡没有像电影那样成为运尸车上的一具尸体，而是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后来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传记，名为《穿红衣的女孩：一本自传》（The Girl in the Red Coat: A Memoir），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4年9月，罗玛的父亲巴维尔与其他生活在波兰克拉科夫市的5000名犹太人，接到了一份来自纳粹盖世太保的通知。通知告诉他们，他们将在28日被遣送到一个犹太人隔离区。

接到这份通知后，罗玛的母亲弗利德瞒着丈夫，想偷偷去德国人决定这份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弗利德的朋友劝她不要去找死，但被弗利德拒绝了。她告诉朋友，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在盖世太保面前，弗利德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入遣送名单。盖世太保也被弗利德的举动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主动要求遣送自己的犹太人。最后，她的要求被批准了。

在离开家之前，作为一名绘画老师，弗利德小心地把她教过的犹太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包括女儿罗玛画的画一起包好，藏在阁楼里一个安全的地方。

几天之后，弗利德和丈夫以及女儿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10月9日，她和丈夫一起，被送入了纳粹的毒气室。

1945年8月底的一天，一位名叫Willy groag的管理员在弗利德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手提箱，里面是几百张弗利德精心保存的女儿罗卡以及她的同学们的的绘画，每一张都有一位孩子的签名。

这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死在了纳粹的毒气室里。　　

这是一张曾公开展出的绘画作品，画的主人名叫鲁特·萨赫苔洛娃，是弗利德最喜欢的学生。

她出生于1930年8月24日，在被纳粹杀死时还没到十四岁。这张画是·萨赫苔洛娃用水彩颜料画在一张比较光滑的纸上的。

这副画在展出时配上了这样的讲解：“这个有艺术感的孩子，画着是她位于特莱津的房子。她忘记了现实的丑陋，虚化了眼前的世界，把视野和心灵都推向远方，远方——有家的远方。”

三、

罗玛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集中营的那些日子。在那里，她和妈妈被关押在一起，她们吃的是发硬的面包，睡的床像是一口口棺材。

在集中营里，罗玛认识了一位名叫安妮·弗兰克犹太女孩，两个孩子很快成了朋友。安妮的父母是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为了躲避纳粹的排犹政策，安妮的父亲奥托于是带着全家迁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居住。

没想到的是，1940年德军占领荷兰后，安妮一家还是没有逃脱纳粹的魔掌。

纳粹先是对犹太人实行登记，然后强迫他们必须佩戴黄色星星标志，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外出和购物，不能去任何娱乐场所，大街上到处都贴着“不准犹太人进入”的牌子。安妮也被迫转入犹太人学校。

安妮10岁生日时，父母送给她一个日记本作为礼物。几周后，她和她的父母还是被纳粹抓了起来，送到了集中营。安妮什么也没带，只带上了那本心爱的日记本。

在集中营，被关在一间囚室的安妮和罗玛成了一对好朋友。安妮给罗玛看了自己日记中记录的那些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而东躲西藏的岁月，罗玛则用捡来的一块小石块，试图在囚室的地上教安妮绘画。

罗玛至今还记得10岁的安妮，写的日记文字优美，观察细腻，自己看着看着，都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安妮的母亲和另一些妇女被纳粹士兵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大人们都知道，她们肯定是被纳粹杀害了。在集中营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天都有人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人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

小安妮却并不知道，她的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看到妈妈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她忍不住问同一囚室的阿姨们：为什么妈妈走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大人们只好流着泪骗小安妮说，你的妈妈去找你的爸爸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安妮相信了。从那以后，她不再哭泣和询问，而是唱起妈妈教给她的儿歌。唱累了，她就爬上囚室的小窗向外张望着，希望看到妈妈回来。

安妮没有等到妈妈回来。这天清晨，她和一些犹太人被带出囚室，被纳粹士兵用刺刀驱赶着走到了纳粹在集中营里事先挖好的一个深坑前。大家知道，纳粹要活埋他们了。

犹太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推到坑里，小安妮似乎知道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当一个纳粹士兵伸手准备把她推进深坑里去的时侯，她睁大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我怕我妈妈来找我的时侯，找不到我了。”

一霎时，那名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虽然他早已被纳粹改造成了一名麻木的“杀人工具”，但这样一个天真的小女孩说出的这样一句话，还是在一刹那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很快，这名纳粹士兵又恢复了魔鬼的本性，恶狠狠地把安妮推进了深坑。

那一刻，刑场上万籁无声，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清。所有的犹太人都愤怒的盯着纳粹士兵们，一些纳粹士兵甚至被这种仿佛能撕碎了他们的目光，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

安妮最后还是没能逃出纳粹的魔掌，她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在死前，她那纯真无邪的话语却刺痛了每个人的心，她临刑前的表现，和这句震慑人心的话，很快就在集中营里传开了。

四、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攻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救下了集中营内包括130名儿童在内的7000多名幸存者。罗玛·利高卡就是这些幸存者之一。

安妮的父亲奥托也幸运地活了下来。战后，他历尽艰辛回到阿姆斯特丹，等待妻子和孩子们回来，但最终却没有等到。

后来，罗玛想方设法找到了安妮的父亲，将安妮的那本日记本交给了奥托，并把安妮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也转告了奥托。

读着女儿的文字，奥托痛不欲生。他将安妮的日记整理之后，委托了一家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很快销售一空。

奥托曾想整修房子，把安妮在屋子里的痕迹清除掉，因为看到这些痕迹，他会时时想着女儿。

阿姆斯特丹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发成立了安妮基金会，将这座房子购买并保留下来，按照当年安妮住在这时的样子重新布置，并复制了家具用品，连墙上贴的装饰画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20世纪60年代，安妮之家开始面向公众展出，有很多人来参观。

整个二战中，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的儿童到底有多少？至今依旧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有人估计在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还没有成年的儿童，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二战中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的儿童并不单纯都是犹太人，也有很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儿童。就连朱德的女儿朱敏，也曾被德军抓进集中营，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幸运地活了下来。

五、

1941年1月，中央决定将一些烈士子弟和领导人的孩子送往苏联学习，朱敏就是其中一员。为了不暴露身份，朱敏化名"赤英"，来到了位于明斯克的一家孤儿院。

1941年6月，明斯克落入德国人手里，朱敏所在的孤儿院也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怀疑这些孩子是各国共产党的后代，于是对孩子们进行轮翻审问。朱敏不断鼓励其他孩子，要大家不要投降，绝不能出卖同志。

纳粹见孩子们不说，便从孩子中拉出两个犹太女孩，当众用枪托打她们，用带钉的皮靴踢她们，两个小女孩被打得血肉模糊，吓得其他孩子们缩成一团。

灭绝人性的纳粹打累了，便逼着两位犹太女孩用铁锹挖坑。朱敏和其他孩子们看出了纳粹的用意，便冲上去想救这两个女孩，可纳粹竟当着孩子们的面开枪打死了一名犹太女孩，又逼着另一名犹太女孩继续挖坑。

坑挖好后，纳粹将这个女孩活埋了。多年之后，朱敏依旧忘不了犹太女孩那双栗色的大眼睛......

也许是因为黄皮肤的缘故，朱敏和"孤儿院"中其他八个孩子被德国人押往火车站，装进了闷罐车中送到了德国。途中朱敏哮喘病犯了，加上淋巴结核引起的伤口化脓，高烧 38多度，几乎死在了闷罐车里。

朱敏被德国人关押在东普鲁士集中营。进集中营前，德国人要对朱敏进行搜身，为了不使心爱的列宁像章被纳粹搜去，朱敏急中生智，将它含在了嘴里，躲过了纳粹的搜身。

这枚列宁像章至今仍珍藏在朱敏身边，成了她那段苦难岁月的见证。

在集中里，朱敏和孩子们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但她一直鼓励其他人要坚强，还给大家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就这样互相鼓励着，顽强地活着。

后来，纳粹把朱敏等几个孩子押到兵工厂去包装子弹。朱敏不愿意给敌人包子弹打自己人，于是想方设法地磨洋工，还偷偷往子弹的火药上吐口水，想尽一切办法弄湿子弹。

虽然这个办法起不到太大作用，但孩子们还是非常兴奋，总感觉自己做了件有用的大事。

1945年1月30日一早，朱敏发现集中营大门敞开着，地上一片狼藉，一个德国人也看不到了。原来是苏军打过来了！纳粹虽然在逃跑前杀害了一些人，但还是有很多人来不及杀掉就跑了。就这样，朱敏成了德国集中营中的幸存者。

整个二战中，像朱敏和罗玛这样幸运地从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孩子极少，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回到父母的身边。

英国《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曾报道，2011年，在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旧址上，人们挖出了多达2700名妇女和儿童的骨头。而这远远不是这个集中营里被害的妇女和儿童的总数。

《每日星报》记者斯特雷尔金说：“有人告诉我，在这些人骨头的下面，还躺着其他死者。有时他们就躺在露天，或者用10或15厘米的泥土覆盖，但泥土下陷，尸体就会再次显露出来。”

结语

作为一名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和电影中"红衣女孩"的原型，罗玛·利高卡于1994年应邀出席了电影《辛德勒名单》在波兰克拉科夫市的首映式。她的出现引起了记者们的围堵。

罗玛·利高卡告诉记者们，虽然她不愿意回忆五十年前的那些痛苦的日子，但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的童年到处充斥着恐惧。这些恐惧包括纳粹那刺眼的黑色皮靴，突然降临的死刑，母亲的无声嗓泣，父亲的失踪……

罗玛·利高卡现在生活在德国慕尼黑波兰，是一位画家。她的画展曾在慕尼黑、华沙、苏黎世、纽约等地巡回展出，深受人们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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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三针

南京大屠杀更加悲惨，以致于还原历史的博士精神崩溃而自杀。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页，同样需要电影方式的记录。

荆三针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攻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救下了集中营内包括130名儿童在内的7000多名幸存者。罗玛·利高卡就是这些幸存者之一。
是苏联红军解放的，不是美国

荆八针

现在犹太人，正把曾经自己受到的灾难施加给巴勒斯坦人

荆四针

愿世间美好，没有战争。

荆九针

欧洲人似乎忘记了历史，看看今日的俄乌之战！

荆八针

画重点，最后是苏联红军解救了犹太人，然而今天犹太人泽连斯基去在乌克兰疯狂的扶持纳粹和去苏联化，真是荒唐

荆一针

切记！唯有和平才是人类减少灾难的途径！

荆六针

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拍一部电影
描述犹太人的残暴和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荆三针

看到了二战时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令人窒息和同情，再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又念人敢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