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灸学发展简史

针灸学堂

绪论

        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经络、腧穴及刺灸方法，探讨运用针灸防治疾病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经络、腧穴、刺灸技术及针灸治疗等部分。

        针灸疗法具有适应证广、疗效显著、应用方便、经济安全等优点，数千年来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针灸学发展简史

        考察针灸学的发展史，主要从文献记载、文物考证、中医认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予以探索、熟悉针灸学的发展历史，对了解针灸的源流、掌握古代医家的针灸学术思想、把握针灸学的发展规律、启发现代针灸研究的思路均有裨益。

（一）针灸的起源

        针灸历史悠久。据考证，针灸疗法大约产生于距今7000~8000年到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书里记载的一些关于针灸起源的传说等资料，都指向这个时期。如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太嗥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 罗泌《路史》则说太嗥伏羲氏“尝草治砭，以制民疾”。

        针刺疗法起源于新石器时期，还可以从原始的针刺工具加以论证。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古书中，经常提到原始的针刺工具是石器，称为“砭石”。如《左传》收录的公元前550年一段史料提到“美疾不如恶石”，《山海经》记载有“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制砭石之小大”等，这些都是远古人类以砭石治病的佐证。砭石治病，最初主要是用于刺破脓疡，进而作为刺络泻血之用。我国曾在内蒙古多伦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长4. 5cm的砭石，一端扁平有弧形刃，可用来切开脓疡，另一端为四棱锥形，可用来放血。在山东省日照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墓葬里，还发现过两块殉葬的砭石，长度分别为8. 3cm、9. 1cm, 尖端为三棱锥形和圆锥形，可用于放血，调和气。砭石实物的发现，为针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砭石治病来源于我国东部沿海一带以渔业为生的民族。《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这里所说的“东方”， 相当于我国山东一带。近年来，在山东省发现了一批以针砭为题材的汉画像石，画像石上雕刻着半人半鸟形的神医正在用砭石或细针给人治病。鸟形显然来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画像石反映了古代关于针砭起源的传说。

        灸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学会用火之后。《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这段记载，说明灸法的发现同寒冷环境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原始社会栖息在北方的人们离不开烤火取暖，加上他们野居乳食的生活习惯，容易患腹部窕痛、胀满等症、非常适于热疗。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发明了灸法和热熨疗法。据考察，先足们钻木取火或敲击燧石取火，往往用艾绒作为引火材料，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骨也是用艾绒烧灼动物骨。很明显，这种用艾绒点火的方法，为艾灸的发明提供了必要条件。

        拔罐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起源于原始社会，亦常与针灸结合运用。初时以兽角为罐具，故古称“角法”。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由奴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各种学术思想的进步、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针灸学从实践经验向理论高度的深化。针刺工具由砭石、骨针、竹针发展到了金属针，从而扩大了针灸疗法的适应范围。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缓、医和均擅长针灸。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在给虢太子治尸厥时，让其弟子子阳取外三阳五会而使太子复苏，又令弟子子豹药熨两胁下，而太子坐起......证明在先秦时期针砭、火灸、药熨等均已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关于经脉的著作，即《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记载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病候和灸法治疗，反映了针灸学核心理论经络学说的早期面貌。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问世，是先秦至西汉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和《灵枢经》（简称《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它在汇总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腧穴、精神、气血、津液等为基本理论，以针灸为主要医疗技术，用无神论观点、整体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人体与自然相应的观点，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要领和防病治病原则，奠定了针灸学理论基础，其中以《灵枢》所载针灸理论更为丰富和系统，故《灵枢》又称《针经》。

        《内经》对经络学说尤有精辟的论述，不但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属络脏腑及其所主病证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对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走向、分布、功能以及与经络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亦有记叙。《内经》对腧穴理论也有较多的论述，载有160个左右常用穴位的名称，对特定穴理论阐述较详，特别是对五输穴理论阐述较全面，对原穴、下合穴、十五络穴、五脏背俞穴等也都有载述。《内经》对刺法的化述较为详尽，提出了迎随补泻、徐疾补泻、呼吸补泻、开阖补泻等手法。在治疗方面，论证了治疗原则如“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在取穴配穴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方法，如俞募配八法、远道取穴法等。《内经》记载了100多种病证，其中绝大多数都应用针灸治疗。

        《内经》的成书，标志着当时的医学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以经络学说为核心的理论框架，且已卓有成效地运用刺法、灸法等技术防病治病，并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肢个更新理论，初步形成了以理、法、方、穴、术为一体的独特的针灸学理论体系。

        《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杂心人所作。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针灸学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穴的论述、补充了《内经》之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对五输穴按五行学说做了详细的解释。创立六经辨证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不仅于方药方面给人留下许多光辉的典范，而且在针灸学术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在《伤寒杂病论》中直接与针灸有关的条文达69条、主张针药结合、辨证施治。已佚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即《黄帝明堂经》）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以外科闻名于世的华佗亦精于针灸，创立了著名的“华佗夹脊穴”、著有《枕中灸刺经》（佚）。三国时期的曹翁擅长灸法，著《曹氏灸经》， 可惜失传。

（三）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1.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前后七百余年。针灸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 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 将《索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去其重复，择其精要，编撰成《针灸甲乙经》。全书分为12卷128篇，共收349个腧穴，以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刺灸法和临床各科病证针灸治疗为次序加以编纂，成为一部最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专书，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 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从而使灸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妻鲍姑，亦擅长用灸。晋末到南北朝的徐熙一族，累世精于医术，徐秋夫、徐文伯和徐叔响等都是针灸史上的有名人物。

        隋至初唐时期的名医甄权和孙思邈，都精通中医各科。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等（均佚）。孙思邈撰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书，首载阿是穴法和指寸法，广泛地收入了前代各家的针灸临床经验，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 “其中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 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佚）。此外，唐代杨上善在《黄帝明堂经》的基础上，撰《黄帝内经明堂类成》， 按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的次序论列穴位。王焘编《外台秘要》， 大量采录了诸家的灸法。这个时期还有了针对专病的著作，如唐代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专门介绍灸治痨病方法；刊于公元862年以前的《新集备急灸经》， 是我国最早雕版印刷的医书，专论急症用灸。唐太医署掌管医药教育，分设四个医学专业和一个药学专业，针灸是医学专业之一，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 为针灸学的学校教育开创了先河。

        2. 宋金元时期 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医学文献的积累，加快了针灸学的传播与发展进程。著名针灸家王惟一，在北宋政府支持下，重新考订厘正了354个腧穴的位置及所属经脉，增补了腧穴的主治病证，于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雕印刻碑，由政府颁行。公元1027年，王惟一设计的两具铜人模型制成，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教学和考试针灸师之用。南宋的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 重视实践经验，对后世颇有影响。元代著名医家滑寿，考订经络循行及其与腧穴的联系，在元·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十四经发挥》， 首次把任、督脉和十二经脉并称为“十四经”， 进一步发展了经络腧穴理论。这个时期长于针灸的名医很多，著作也颇丰富，《备急灸法》《痈疽神秘灸经》《膏肓腧穴灸法》等书问世，标志着针灸在各科的深入发展。南宋初期的席弘，世代皆专针灸、传世的《席弘赋》特别讲究刺法。同时期的窦材著《扁鹊心书》， 极力推崇烧灼须法每灸数十壮乃至数百壮。当时还有杨介、张济亲自观察尸体解剖，主张用解剖学知识指导针名取穴。金代何若愚与提《子午流注针经》的阎明广，提倡按时取穴法。金元名医窦汉卿既推心子午流注、又提倡八法流注，按时取穴，他所编撰的《标幽赋》是针灸歌赋中的名篇。

        3. 明清时期 针灸学术在明代发展到高潮，名家更多，研究的问题更加深人和广泛。明代初期的陈会、中期的凌云、后期的杨继洲，都是名盛华夏的针灸学家，对针灸学术发展颇有影响。明代针灸学术发展的主要成就如下：第一，对前代的针灸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出现了许多汇总历代针灸文献的著作。如朱槠的《普济方·针灸门》、徐凤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发挥》、杨继洲在家传著作《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增辑而成的《针允大成》、吴崑的《针方六集》和张介宾的《类经图翼》等，都是汇总历代针灸文献的著作。第二，针刺手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单式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十多种复式手法。其中《针灸大全·金针赋》《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李梃的《医学入门·针灸》、汪机的《针灸问对》等，都是载述针刺手法之代表作。第三，灸法从用艾炷的烧灼灸法向用艾卷的温和灸法发展，14世纪开始出现的艾卷灸法，后来发展为加进药物的“雷火神针”“太乙神针”。第四，对于历代不属于经穴的针灸部位进行了整理，在腧穴里列出“奇穴”这个类别。从清初到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医者重药而轻针，针灸逐渐转入低潮。18世纪吴谦等人奉敕撰《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 以歌诀和插图为主，很切合实用。李学川撰《针灸逢源》， 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增加中枢、急脉两穴，列出361个经穴。此时著述虽多，但影响不大。公元1822年，清王朝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理由，下令太医院停止使用针灸，废止针灸科。

        4. 近代与现代 以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转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西医得到较快发展，中医受到很大冲击，针灸更是受到严重挫折。由于广大群众相信并且欢迎针灸治病，所以针灸在民间继续流传。许多针灸医生为了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成立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函授教育，取得一定成效。近代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为振兴针灸学术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中国针灸事业的复兴者与传播者。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制定政策法规，采取得力措施，促进针灸学的普及和提高。20世纪50年代，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 在全国各地建立中医医院（内设针灸科），成立针灸研究机构，整理出版古医书（包括古代针灸专著）， 开展针灸文献、临床研究和针灸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1956年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以培养中医专业本科人才为主的中医学院，针灸学作为主干课程，为学生们所必修，开创了我国高等中医药学历教育的历史。1958年，中国针灸工作者在用针刺方法达到麻醉效果并使手术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针刺麻醉” 概念，创立了针刺麻醉方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大力提倡用中草药和针灸但病，头针、耳针不断普及，尤其在农村、基层，普遍应用中医针灸治病，积累了宝贵经验。1971年，我国正式向世界宣布针刺麻醉成功，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掀起了国际针灸热潮。1979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针灸分会成立。1980年后，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开办针灸专业，培养针灸本科和研究生人才。1985年，中国针灸学会升格为国家一级学会。20世纪90年代，国家科技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禁登计划）将针灸经络列为研究重点。针灸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经穴部位》《耳穴名称与部位》作为国家标准正式颁布。21 世纪以来，针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10月，国家实施《中医药条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应用研究计划、支撑计划等均大力资助针灸研究，一系列针灸标准化研究方案的出台和研究项目的确定，有力地推动了针灸现代化。2006年12月新修订并子以实施的国家标准（GB/T 12346-2006)《腧穴名称与定位》， 将印堂穴确定为经穴，归人督脉，使经穴总数达362个。2008年12月，颁布国家标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并逐年增加标准化项目。至2011年年底，已颁布22项针灸技术操作国家标准。在针灸基础研究上，尤其是在针灸作用机理、针刺镇痛、针刺麻醉原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针灸技术不断创新，借助现代科技研制出众多的针灸诊疗仪器、设备，电针、激光针等被广泛应用于针灸临床。严格的针具消毒技术和一次性针灸针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针灸感染率，使针灸应用更为安全。针灸应用范围有所扩大，如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戒断综合征等疗效较好，并常用于减肥、延缓衰老、美容等。临床实践表明，针灸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科400多种病证有一定治疗效果，对其中100种左右病证有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