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针灸学说产生的背景

针灸学堂

第三章  针灸学说流派形成的背景及影响因素

  远古时代人们用砭石治病，其创伤面大而浅刺者多，故出血虽多而实际上是安全的，后来金属针逐步代替了砭石，工具渐趋纤细，刺激深度不断增加，出现的事故也就越来越多，这通过文献记载的有关针刺事故可以证明。如我国第一部法医 专著，南宋宋慈编撰的《洗冤录》中即有“针灸死”一节，说明当时针刺引起死亡者并不罕见;又如元代至元七年山东益都府医人刘执中“针犯也速歹儿元帅娘子肠胃身死”(1954 年第2期《中华医史杂志》);还有明代杨仪的《高坡异纂》中提及著名针灸家凌云初学针灸时曾三次杀人，绝非无稽之谈。加上古代针刺技术保守，相沿成风，即龚居中《红炉点雪》中所谓“今之针法，得妙者稀”，因而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弃针取灸的王焘学派。当然，针刺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即使有些人追随王焘偏重用灸，但对针法的发展影响不大。相反，现代有人专门从事针刺事故探讨，出现了专著与学说，可见渊源有自。

第一节 古代针灸学说产生的背景

  针灸医学的不断发展促进了针灸流派的形成，如腧穴理论发展到晋唐时代，内容已十分丰富，为穴法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穴位数目的增多，人们临床应用的偏重不同，各种穴法派也随之产生。正是穴位数目增加，加上师承和实践经验不同，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局面，即穴位的定位取法不统一等。 例如，北齐时的马嗣明取穴与明堂不同、《龙衔素针经》取背俞穴不同于明堂、《扁鹊灸经》穴名及取法与明堂有异、《秦承祖针灸图》定位有错等，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所以，到了唐宋时代出现了专门研究经穴的图表绘制、模型铸造以及经穴文献考证流派。
  再如重灸派的出现与魏晋时期曹翕、葛洪、陈延之等人的提倡分不开，在此后一千 多年时间里，灸法理论得到了不断充实，各种灸法实践应运而生，如化脓灸、隔物灸、药条灸等。由于对灸法的适应范围认识有所不同，又出现了热证忌灸和热证可灸的不同学说观点和争鸣。至于临床诸派也是在中医分科越来越细、治疗对象有所侧重而逐渐分化形成的。

  由此可见，学说流派是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反过来，学说流派的出现不但是学术发展的标志，同时对促进学术进步与繁荣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发展与学说流派形成之间有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我国的师承教育是流派形成的重要途径，包括家传和师授两个方面。师长的学术特点不同、倾向不同、受业对象不同，是形成不同流派的基础。

一、家传方式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私有制的不断发展，技术保守日趋严重，学派中的家族关系显得十分突出，原先的师徒传授有逐步为家族亲属传授或师徒家族传授所代替的倾向，如晋代葛洪的妻子鲍姑善于用灸，显然与葛洪有关，鲍姑后来把灸术传给了她的一位学生崔炜，使其学说得到了传承。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家世相传，也成了我国较大的家族针灸派系(图3-1)。

【图3-1 徐世家承关系图】

  徐氏一家，有南齐徐叔响著的《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只能从李延寿《南史·列传》中见到徐秋夫针灸腰痛患者，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以及《北史·列传第七十八·徐謇》称徐之才为魏武帝治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的事迹片段，说明徐氏针派对针刺应用较为重视。另外，据魏收撰的《魏史·列传第七十九·李修》载，李亮父子对针灸也是精通的，其子李修继承父业，曾为太医令，“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

  至于凌云针派，从明代弘治( 1488~ 1505年)到清末光绪年间，相传十三代，仍保留着他的家学特点。据《归安县志》《遂初堂文集》等载，他的后人凌碹、凌千一、凌贞候等均擅名一时，《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谓:道光二十九年，他的十三代孙凌奂在湖城用针灸治愈了许多霍乱患者，赢得阖城称颂。又如安徽无为的章吉老，“精九针之法”， 针技精湛，已传章济、章权三代，以其术救人，功效卓著，其学术都有祖传特色。

二、师授方式

  也有不少流派是继承了老师的衣钵真传而形成的，这在魏晋之前较为多见。例如西汉时期的仓公针派，据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载:仓公，名淳于意，精通医学，深得汉文帝赏识，曾从公乘阳庆、公孙光学医，后来又把针灸术传给济北王太医王禹、高期和齐王侍医杜信、唐安等人，传中记述了他的“诊籍”( 即医案) 20 多个，其中不少谈到针灸法，可窥见他学术主张的斑。 他认为针灸药物各有所宜，有的病“不当饮药”， 有的病“不当针灸”，如谈到文王患病，“后闻医灸之即....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故其针灸医籍有的用刺法失效，改用汤药而愈;有的用刺法无功，改用灸法而安;有的则采用针灸、药物配合而提高了疗效。其刺灸部位多遵《内经》刺灸某经脉、某部位，几乎未提到穴位，颇具特色。

  东汉时期的涪翁针派，据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郭玉》载，有老父涪翁，“常渔钓于涪水( 今属四川省)，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已亡佚)。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玉(即郭玉)少师事高，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说明涪翁针派有程高、郭玉等人。郭玉为四川广汉人，汉和帝时名医，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曾治上层统治阶级“贵人”不效，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瘥”。后来他和汉和帝谈及此事，所论切中时弊。后人认为这一派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强调“腠理”学说，然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其学术观点究竟如何，尚难定论。

  至于医名赫赫的华佗，虽《隋书·经籍志》称他著有《枕中灸刺经》，但久已失传。其学术主张，只能从《后汉书·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及《华佗别传》、陈寿《三国志·魏书·方伎传第二十九》中略见端倪，如用穴较少，针灸“不过一两处”、 “针灸不过数处”;创用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灸处夹脊一寸上下”;注重针刺时询问患者得气感传情况(行气法)，其弟子樊阿针刺胸背等处善用长针深刺，疗效甚佳，足以说明华佗针派见解不同一般。还有李百药的《北齐书》中载李元忠及其弟李密“ 洞晓针药”;《魏书·列传第七十九·术艺》中载崔或及其师的针技高明，并“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等，显然也自成派系。

  另外，还有家传与师授结合的传承方式，前述葛洪针派、李亮针派以及洁古云岐针派均是如此。张洁古不仅把针灸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云岐子，也传给了不少弟子，经过他的嫡传弟子王好古、再传弟子罗天益的发挥应用，又经杜思敬、高武等人传承弘扬，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内容，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