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赓来上海，只为看望一推拿医生：你的生活由我们给你安排

大荆

1961年2月7日，上海一所普普通通的推拿小诊所里突然迎来了一位贵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军陈赓。当时陈赓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太好了，但他坚持强撑病体战斗在工作岗位上，想要尽己所能为新中国的创建办更多事。
而他这一回突然来到上海，其实就是受了毛主席的嘱托，让他来看望一个人。
这个人如今的身份很寻常，只是小推拿诊所里的一名医师，过着粗茶淡饭的平凡生活。陈赓见到这个人后，亲切地对他说：“今天不是你我私人关系的会面，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你现在年事已高，就不要再做推拿医生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你安排吧。”
等到交代安排完一切事情，陈赓这才对身边的柯庆施感慨：“我们党过去有两个怪人，一个上山当了和尚，后来下山了，成为大名鼎鼎的将军；而另一个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好几年牧师瘾，现在又转行成了医生，这回才总算把他找到了。”
“两个怪人”这种称呼，最开始其实是从毛主席的口中喊出来的，前一个“和尚将军”我们不会陌生，那就是战功彪炳的许世友将军，至于后一个“红色牧师”，则是陈赓专程到上海小诊所里见的推拿医生，他的名字叫董健吾。

图|董健吾

1892年1月，董健吾在上海青浦县的一户人家里出生了。他家虽然不算顶尖豪门，但也是个小康之家，由于家里的曾祖母加入了基督教，在她的影响下，董家其他人包括董健吾也都先后入了教。
董健吾在少年时代考进了基都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学习并顺利完成了学业，成绩出众的他后来又考进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人，那就是宋庆龄的弟弟、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两人当时作为同窗，关系还算亲密。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对于董健吾这名学生非常赏识，一直尝试栽培他做自己的接班人，甚至破例让他在本校神学院再进修了两年神学。于是在董健吾毕业后，卜舫济先是让他去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小学当校长，后又让他去西安教会中学当校长，最后把他调回上海当自己的助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卜舫济是把董健吾当成自己的“亲传弟子”并且对他寄予了“厚望”，但董健吾是一个人，而不是卜舫济的傀儡，他在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见证过上海地界上饱受欺辱的中国老百姓后，就决定走上一条身为一名中国人应该走上的道路。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原本很少牵扯进政治里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再也不能压抑他们内心的愤懑，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课行动。卜舫济却想用所谓的校长权威压制师生们的义举，他先是宣布学校提前放假，不允许师生在学校里进行任何活动，接着命令手下破坏师生布置的悼念“五卅”死难烈士的灵堂。
这种野蛮的行为让教会师生群情激奋，他们集体签名“永不回校”，以强硬的姿态面对卜舫济的阻挠，要将罢课行动进行到底。
而这场阵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领头人，就是董健吾。

图|“五卅”运动油画局部

这件事后，董健吾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圣约翰大学，他先是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当牧师，后来又在曾经的同学、中共党员浦化人的邀请下一起去冯玉祥的部队。因为冯玉祥有个外号“基督将军”，所以浦化人想要借自己的宗教身份作为掩护，暗中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正好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再加上浦化人的介绍，董健吾也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了刘伯坚。遇见他们，董健吾才算是真正见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因为这些人的影响，董健吾对于国家与人民的未来发展有了新的思考。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4·12”反革命政变，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那些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人都被“请离”了，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还没有正式入党的董健吾。
收到通知后，董健吾二话没说，直接收拾自己放在宾馆里的行李，但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对身边的浦化人抱怨：“人家都把我当作共产党，谁知道共产党还不要我呢！”
就因为这句话，浦化人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的残忍迫害，当时我党正处于一个相当艰难的时刻，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董健吾是个追求高官厚禄的贪财小人，那么他完全可以向老同学宋子文投诚，看在从前同窗情谊的面子上，宋子文一定会照顾他。
但是董健吾没有这么做，他早就考虑清楚了自己以后要走一条怎样的路，这条路荆棘遍布、崎岖难行，是英勇的革命先烈们在黑暗中一步步摸索，终于闯了出来，才让后来的中国人见到天光。
董健吾就是要和这些拥有共同理想的同志们一起，他的性命或许会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基石，但理想与信念永生不死。

图|冯玉祥

就在宾馆的这间小房间里，浦化人感受到了董健吾的意愿，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说：“老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这种笑话，难道你准备在这种时候加入共产党？”
董健吾坚定地注视着浦化人的双眼，给出了一直在自己心头盘旋的答案：“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还需要我，我就愿意加入，我早就看清楚了，想要救现在的中国，就只有靠共产党。”
董健吾对革命的热情感染了浦化人，在他和刘伯坚的介绍下，董健吾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年末，董健吾回到上海，表面上他的身份是一名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他已经加入了中央特科，成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而圣彼得教堂也变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一起到了教堂找到董健吾，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他们希望董健吾能够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出面开办一所幼稚园。
这所幼稚园建造的原因就是为了抚养那些革命人士的子女。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包括党的领导人在内的同志们与自己的家人聚少离多，敌人甚至会专门寻找我党同志的亲人，利用这些老弱妇孺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
为了建成幼稚园，董健吾先在教友中举行了募捐活动，但筹集到的善款距离目标还差一大截，而当时党的经费并不充足，董健吾看着那个庞大的数字，直接回到了青浦老家。
牧师的工资就那么点，董健吾没有其他的敛财手段，但他没有钱，还有地。

图|大同幼稚园旧址

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执念是非常深的，董健吾老家那几十亩祖母分给他的田产就是他的根，但为了幼稚园，董健吾还是果断地把那些土地都卖了，换回了500多块大洋。
有了启动资金，大同幼稚园顺利建成了，考虑到孩子们的身份特殊，董健吾特地通过各种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一块匾额，这块匾额就是幼稚园的护身符和保命伞。
作为园长的董健吾先后收留照顾了许多孩子，比如彭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等，而毛岸英三兄弟也受到了董健吾的很多照顾。
1930年10月，毛泽东的发妻杨开慧不幸被捕，不久后，坚贞不屈的她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但特务并没有收手，他们偷偷将毒手伸向了毛岸英三兄弟。
毛岸英的舅母当机立断，认为必须立刻将三兄弟送走，在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三兄弟安全转移到了上海，后来就住进了董健吾开办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曾经身为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的顾顺章于汉口被捕，他很快向敌人屈服投降，并把自己知道的和共产党有关的一切秘密都说了出来，大同幼稚园这个孩子们的“红色乐土”也因此不得不解散，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家三兄弟暂时借住在董健吾家中。
虽然那时候董健吾已经失去了牧师的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来源，但他依旧坚持养育毛家三兄弟，和这几个孩子一起度过了四年艰难而贫苦的时光。

图|毛岸英

时间来到1936年元旦，董健吾接到了一个消息，宋庆龄要求他立刻到自己的私宅来。
当时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主张就是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蒋介石面对这么严峻的情况，终于决定认同，但他需要一个人作为信使，开通自己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
宋子文就是负责这件事的人，他首先找到了一直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宋庆龄，希望她能够推荐一个人带着蒋介石的信件送到中共领导人的手上。
宋庆龄想了一会，对宋子文说：“我认为你的那个同学就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宋子文有些茫然，问：“你说的是哪个同学？”宋庆龄微笑着回答：“牧师，董健吾。”
由于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与宋庆龄关系很好，经常会去宋家，宋庆龄就拜托她将约见的短信送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一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便说：“我今天请先生来，是有件极其重要的事需要拜托先生去办。”董健吾回答得也很爽快：“有什么事，孙夫人您直说吧，我一定尽力完成。”
宋庆龄没有隐瞒，说出了国民党想和中共商谈共同抗日所以需要一名信使这件事，董健吾眼睛一亮，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宋庆龄将一张委任状交给了董健吾，这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的，上面写着“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也就是董健吾这回办事将要使用的假身份。
除此之外，宋庆龄又郑重地掏出了一封信，说：“这封信需要你交给中央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你一定要保藏好，不能被人发现。等你到了西安后，遇到困难可以向汉卿（张学良的字）求助，他这个人热心抗日，只要是和抗日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帮忙的。”

图|宋庆龄

董健吾将这份比生命还重要的密信缝进了自己的背心里，带着委任状就出发了，他顶着国民党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头衔，所以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阻挠，直到进了西安地界，麻烦就来了。
由于蒋介石有意与我党联络是秘密的事情，当时的陕北苏区还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只要是人能通过的路段都有国民党设立的哨卡，再加上气候恶劣、冰封雪飘，董健吾根本没有办法突破封锁线。
董健吾在西安城里耽误了一个多月，终于一咬牙，找上了张学良。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找张学良？因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一直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因为在他心里，针对共产党、巩固自己的势力比打击侵略者重要得多，而国民党里怀着这种心思的人比比皆是，如果宋庆龄看错了张学良，那么不仅董健吾会有生命危险，联络中共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所以去找张学良，是董健吾无可奈何的冒险行为。
情况紧急，董健吾在和张学良简单寒暄后，紧盯着对方的双眼，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我这次拜见不是为了别的事，而是想问张将军借飞机到苏区去。”
这话把张学良吓得脸色都变了，他吃惊地说：“怎么？你胆子这么大？知不知道说这种话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董健吾面对死亡的威胁面无惧色，慷慨讲明目前中国的危急情况以及共产党共同抗日的诚意，为了民族的未来，他希望张学良能够借出飞机：“难道张将军不愿意抗日吗？难道张将军忘记了国仇家恨吗？”
张学良原本难看的脸色在董健吾的陈词中逐渐好转，他大声喝彩，毫不犹豫地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图|张学良

2月21日，张学良安排董健吾乘坐自己的私人座机，将董健吾送到了今天的延安，董健吾又花了六天时间，总算跨越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
董健吾就这样成为了“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相互联系的第一个传信使者。
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此刻正在前线指挥队伍作战，所以董健吾只能将信件转交给秦邦宪。秦邦宪立即将情况拍电报发给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董健吾这次前来的目的，并且介绍了董健吾其实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情况。
几天后，秦邦宪就将一封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信件交给了董健吾，拜托他传递给宋庆龄，由于在董健吾逗留期间，林伯渠无意中知道毛岸英三兄弟目前正由董健吾照顾这件事，所以他在董健吾临行前特地嘱托：“周副主席讲了，现在戎马倥偬，如果你有机会，就把毛主席的孩子送到苏联去。”
董健吾看了他一眼，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就上了路。
后来，张学良某次设宴款待董健吾，在闲聊的过程中，热衷收藏明代瓷器张学良知道了董健吾曾经做过古玩生意这件事，就兴致勃勃地邀请他一起鉴赏，还说起了自己曾经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青花器，可惜后来赵四小姐（张学良的第三任妻子）与孔祥熙、宋霭龄夫妇一同赏玩时不小心砸碎了。
第二天，董健吾就在西安找了一个古玩商，买下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然后送到赵四小姐手上。作为懂瓷器的行家，赵四小姐当然喜出望外，张学良也非常高兴，他原本打算给董健吾一大笔钱作为酬谢，却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董先生，这样吧，你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只要是我张学良能够办到的，一定竭力相助。”

董健吾心思一动，想起来了林伯渠在自己临行前交代的任务，他沉默一会，组织好语言才观察着张学良的表情，装作不经意地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的确要仰仗张将军的帮助。是这样的，我身边有3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孩子，另外两个都是那边朋友的儿子……现在他们都到了念书的年纪，但是你也清楚，在上海求学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就请你帮忙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吧！”
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不久后，他秘密来到上海，将董健吾介绍给了自己的部下李杜，办妥一切出国有关的手续，毛岸英与毛岸青就这样安全地抵达了苏联。
这个任务，董健吾也顺利地办成了。
而当时带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回信的董健吾在返程时，坐的依旧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张学良一看见他就哈哈大笑，调侃：“董先生，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董健吾顺利传递了信件，心头一块大石稍微放下了一些，于是笑着回答：“怎么会呢。”
也是这一年，到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宋庆龄再一次把董健吾叫到了寓所，要他再去一次西安。董健吾一听见这话就笑了，问：“孙夫人啊，这次是不是有信要我带过去？”宋庆龄摇了摇头，说：“这次让你送过去的可不是信，而是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由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全球闻名。他于1972年病逝前撰写的遗嘱中清清楚楚写明，希望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

图|埃德加·斯诺

董健吾自称王牧师，顺利与斯诺对上了暗号并建立了联系。宋庆龄一开始想依样画葫芦，让斯诺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前往红区，但董健吾考虑到那架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美国人，如果被他看到有外国人乘坐飞机前往红区又不小心说漏嘴，可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最后，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了一辆军用小汽车，又搞到一张通行证，顺利地将斯诺送到了目的地。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下了自己与董健吾见面后的情况，他诚恳地写道：“在这（见到董健吾）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1960年，斯诺再一次来到中国，他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还特意提出了一个请求，那就是见一见那位“王牧师”。
但由于当年和董健吾单线联络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党的联系也中断了，经过多番找寻，陈赓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开了一家推拿小诊所养家糊口，于是找上门来。
后来，董健吾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70年12月25日，79岁的董健吾因病逝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他的传奇人生、他为新中国立下的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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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九针

有功之人，永远不忘。